照片说明：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会长饶骁向“中国网事”记者出示登记证书及财务审计报告。(３月２９日摄） 新华社记者闫起磊摄
近日，网上一张照片引起争议：娱乐场所里，一名女子在男子身上扶肩热舞，而发表者的微博实名认证身份竟是“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副会长”。这究竟是个怎样的组织？娱乐消费里有没用善款？民间慈善机构该怎么样保持公信力？
近日，上海网友“兜率仔仔(微博)”在微博上发布的一张照片备受网友争议，照片里一名女子在男子身上扶肩热舞。“兜率仔仔”的微博资料显示，博主名为王刚，认证身份是“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副会长”，并同时管理着该“促进会”的官方微博。
此事引起了包括歌手伊能静(微博)在内的网友质疑。伊能静在微博上指责“兜率仔仔”侮辱他人，个人微博还涉及色情内容，并由此质疑“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”公信力：“娱乐消费里有没用善款？”网友“李浩sandy”说：“即使你坦荡荡做慈善，你的微博言行也实在太不符合你的职位。”
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？“中国网事”记者来到了位于贵阳市狮峰路的“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”办公所在地。
该办公场所设有项目部、财务部、会长办公室等，客厅的几张办公桌上放着几台电脑，以及一些受助学生的详细资料。“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”会长饶骁向记者出示了注册证书和组织《章程》。
《章程》显示，“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”成立于2008年，是“由单位及个人等自愿组成、联合组建于贵州境内开展扶贫助学活动的非营利社会组织”，登记管理机关为贵州省民政厅，业务主管单位为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。
目前，“促进会”主要开展“一对一”帮扶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、组织爱心教师开展支教助教、援助山区学校修建直饮水及洗浴设施等公益活动。
记者从贵州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处了解到，“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”的章程信息属实，属于“社会团体”下的“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”，是独立的法人主体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
饶骁证实，网友“兜率仔仔”真名叫王刚，确为促进会副会长，同时也是上海工作站的负责人，负责协调上海地区的捐助事宜。
王刚对“中国网事”记者说，微博上备受争议的娱乐照片里的男子并非他本人，而是两位慈善义工，都是企业白领，两人是情侣关系，“我和他们一起在KTV玩，出于娱乐，顺手拍下了这张照片”。
记者调查发现，这家KTV地处繁华的淮海中路金钟广场3楼，其他楼层多为企业办公地。据多位顾客反映，这是家普通KTV，适合白领消费，并非网上猜测的色情场所。
王刚说，上海地区的义工超过1000人，大多是白领，纵然有些生活前卫时尚，但这次的事件，并不牵涉到色情，也不存在挪用善款。
记者看到，在“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”官方网站“山区助学网”上，捐款都进行了公示，同时公布了受助人的资料和联系方式。
饶骁介绍，“促进会”组织机构为理事会和监事会，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，理事会再选举会长，监事会每年听取一次会长的工作报告。几乎所有人都是兼职义工。在贵州总部，仅有两名专职人员领取工资，一个是他本人，身兼会长和秘书长；另一个是秘书，财务由兼职的出纳和会计管理。
此外，“促进会”在上海、北京、深圳设有工作站，负责人都是义务兼职。以副会长、上海站负责人王刚为例，他是一名企业负责人，慈善工作是义务兼职，主要是通过联系个人和企业，落实贵州贫困儿童的需求。上海站的义工还帮助当地的特殊儿童，上海惠馨儿童康健园是帮助对象之一。
“我们扶助的对象和善款使用情况都是公开的，别说伊能静，任何人要来监督，我们都欢迎。”王刚说。
伊能静在自己的微博上表示，29日已去过上海惠馨儿童康健园。“孩子们正准备午睡。看见我们来笑嘻嘻要我们抱。虽然他们多是因为脑瘫被父母遗弃，但感恩世上有心人能持续照护。请有空来看孩子，给他们带米和奶粉，让孩子们有生之日感受更多温暖，照护人员辛苦了。”
一张照片为何会受到那么大的争议？王刚认为，现在很多网友并没有把慈善者的公益行为和个人行为区分。“难道做慈善就不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？”
社会公益工作者贺永强在新浪微博上说：“有余力的人投身公益，是不是就要把生活质量降到被救助的人同等水平，做了公益再吃大鱼大肉就是犯罪？从事公益职业的人可不可以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，做公益和做和尚有何区别？我支持公益人做本色之人。”
贵州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处副处长杨林认为，民间慈善机构应该用好官方微博，会员不应打着社会组织的名义来进行私人活动。
饶骁说：“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”是个自愿组合的慈善组织，对全国各地，只要热衷公益，有爱心就行。但饶骁表示：“官方微博代表的是机构形象，不应该和会员的私生活搅在一起。”他坦承，事前对于官方微博“一直没太重视，疏于管理了”。
“这件事情给我们民间慈善机构提了个醒，我们正在反思。”饶骁说，他们计划在近期出台规定，规范“官方微博”内容的发布，交由总部或固定的个人管理，并签订承诺书。同时规范会员在其个人微博中发布有关“促进会”活动的行为，正考虑取消会员个人微博以“促进会副会长名义”申请加V认证。
也有网友认为，此风波归根结底还在于公众对民间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心存疑虑，动辄就联想到“慈善管理费比例”和“挪用善款”。
饶骁和记者说，对于慈善管理费，“贵州扶贫助学促进会”力所能及减少管理成本，甚至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。目前机构的运转费用大多数来源于400多会员缴纳会费，以及非限定性捐赠，两块加起来每年15万元左右。每年要组织6次助学查访，调查学校学生的详细情况以及资金使用情况。省外的会员常前来参加，两三台车一起下去，租车费、路费、住宿费等就要七八千元，“都靠会员AA制”。
“如果再不增添专职管理人员，机构很难正常运转，但工资是个难题。”饶骁说。
杨林表示，政府对社会团体的管理确有难处，有些社会团体从事的工作甚至找不到对应的政府职能部门主管。贵州省扶贫办社会扶贫处处长彭锦斌说：“业务主管单位也只是指导性的工作，社会组织的人权、事权、财权都是社团自己管理。”
杨林说，北京、广东等发达地区已经在探索新的社会团体管理模式，希望国家尽快修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，规范社会团体管理。
